穿行於都會喧囂中，人們早已習慣快速掠過周遭的事物。城市的節奏推動目光前行，物件多半成為背景，迅速被拋在身後。然而，有時視線仍會在某處停下，不因聲量，也不因奇觀，而是受到難以言說的牽引。

這樣的停留，往往發生在意識尚未形成之前。不是理解先行，而是身體先於思考，腳步自然放慢，視線開始在空間中來回游移。觀看不再只是接收影像，而成為一種行動——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，也在此刻重新調整。

初見《金鋼犀牛》，目光常在第一時間被其結構所引導。造型不循舊例，卻不顯突兀，比例與尺度顯得從容。金屬線條與量體之間的關係，使視線得以循序展開，人也在不知不覺中走近，在行走之中感受作品所形成的推進感與內在節奏。

這樣的力量並非藉由姿態表現，而是存在於結構如何被建立、如何承接空間之中。重量被妥善安放，動能順著結構被導引，作品佔據場域，卻不造成壓迫；反而在行走與停留之間，與周遭環境形成穩定而持續的關係。力量在此不作宣示，而是在反覆靠近的過程中逐步被感知。

隨著觀看角度不斷轉換，更深層的精神性也隨之浮現。向上的方向清楚而堅定，前行的姿態持續而內斂。作品所呈現的，不是瞬間爆發的力道，而是能夠支撐長時間行走、經得起反覆觀看的韌性。這份力量來自耐心、來自持續，也來自對結構本身的信任。

在施力仁的創作中，「力」從來不是單獨存在的概念，而始終與「仁」同行。犀牛並未被塑造成攻擊或征服的形象，而是在形體之中承載守護與承擔的意涵。力量在此不被用來壓制，而是用來支撐；不被用來對抗，而是用來守持。剛與柔不構成對立，而是在同一結構之中彼此調和，使作品既保有結構的力量，也保留情感的溫度。

這樣的理解，與華夏文明長久以來對力量的看法形成深層呼應。從器物的製作、禮制的建立，到造形與結構的發展，力量往往被視為一種需要被妥善安放的存在——它關乎承載，而非制伏；關乎延續，而非炫示。文明得以延續，正因力量始終被置於倫理與秩序之中，成為支撐共同生活的基礎。

近年的考古研究也逐漸揭示，台灣遠古時期曾經存在犀牛的蹤跡。這些發現不僅修正了對自然史的理解，也在無形之中，為當代創作打開一條更長的時間軸線。《金鋼犀牛》不只是當代公共空間中的造形存在，也彷彿回應著島嶼深層的自然記憶——某種曾經存在、又在時間中沉潛的生命形象，重新被召喚至今日。

在複雜而不對稱的地緣政治現實之中，施力仁並未以激烈語言標示立場，而是選擇透過形式、材料與長時間的積累，持續與世界展開對話。這樣的對話不依賴即時回應，而是建立在耐心與持續之上，如同文明本身的運作方式。

當人離開作品，重新回到城市的流動之中，那股牽引並未消失。它不要求被解讀，也不急於留下結論，只是在日常行走的節奏裡，留下關於力量如何被使用、如何被承接、如何在時間中延續的深層記憶。